香港文汇报记者邓一凡 实习记者王颖、张书乐
  长沙走马楼吴国简牍的大量出土,曾被誉为是中国二十世纪一百项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最近,又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截至五月底,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为长沙文物工作队)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提前三年完成了全部出土的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清理工作。通过考古技术人员对这批简牍一枚枚的清理保护,最终确认简牍的总数为十四万枚。
  从二十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我国新疆发现古楼兰的简牍开始,到世纪末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前为止,全国各地总共出土简牍帛书才九万余件,长沙出土的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我国各地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
 
 
十万简牍险成垃圾
 技术人员在对出土的简牍进行清理、保护、登记工作
已经经过清洗和保护的长沙走马楼吴国简牍

  建于“楚汉古城”之上的长沙,已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史,自秦汉以来就是湖湘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两千多年来,长沙城一直在旧址的基础上不断改造和拓展,其中心就在现在的长沙五一广场一带,地名为“走马楼”的地方便坐落于此。一九三八年的文夕大火毁掉了地上的长沙,而长沙的地下则经历着数千年历史的绵延,深深地埋藏着无数的文物和宝藏。在长沙这块不大的地域中,曾多次发掘出大量珍贵的出土文物,最著名的当数一九七二年发掘的马王堆汉墓。

  正因为在长沙这个地方,“一不小心就能从地底下踹出一件宝物来”,因此,每次市里有破土动工的大建筑项目,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都要派人到现场觅宝。一九九六年六月底中日合资企业“平和堂”商厦建设在五一广场走马楼一带破土施工后,文物队在建筑工地上陆续发现了五十余口古井,并从古井中发现了大量完整的古代陶瓷器。十月十七日清晨,长沙市文物队留守“平和堂”工地值班的孟柯保在靠近走马楼五十号房编号为J22号的古井内,发现了一块长约二十厘米的木板,上面有一行行书写得整整齐齐的的隶书字。其中好几片上都有“嘉禾”的字样。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宋少华回忆说:“我当时一听就激动了。宋代没有‘嘉禾’年号,况且那时已不用简牍了。一定是更古的宝贝。”据查证,“嘉禾”是三国时期吴国孙权的年号。不经意间竟发现了吴国的简牍,他们大喜望外!这时他们得知在凌晨四点左右,从这个大坑中挖出的泥土已有好几车当作建筑垃圾被运往郊外填埋,估计中间也会夹杂着简牍。他们立即兵分两路,一队看守现场,组织人力将附近的黑色淤泥清理装袋。另一队则赶往建筑垃圾填埋场搜索简牍,在垃圾场中他们又抢救回了大量珍贵的简牍。通过二十五个昼夜的抢救发掘,清理出来的简牍足足有三个立方米。当时考古队员粗略的估计简牍的数量约在十万枚上下。


 【吴国简牍「宛如天赐」】

  所谓简牍,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书写材料,即按照一定的规格削制成的竹片或木片,窄的称“简”,宽的称“牍”或“札”。从殷商到魏晋时代的千余年间,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凡诏书、文书、书籍或簿记、书信等等,皆书于简牍之上。

 一九九六年在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平和堂商厦建筑工地上,
发现了五十余口古井

  中国的三国时代,由于兵戎相见,战乱不已,文献史料传世极少,吴国尤甚。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为二十卷,其后虽有裴松之为之作注,清人洪吉亮、陶元珍、卢弼等为之辑补,但也难完备。本世纪以来出土了大量两汉简牍,也发现了一些魏晋简,独缺吴简。因此,长沙走马楼吴国简牍在长沙的出现,顿时丰满了三国孙吴那一页短缺的历史,令行家们激动不已。据估计,长沙吴简约有三百万字内容,不但超过《吴书》数倍,而且大大超过《三国志》的总字数。
这批简牍为三国吴嘉禾元年至六年长沙郡的部分档案。按形制可分为大小木简、木牍、竹简、封检、标识签牌等。按内容可分为券书、司法文书、长沙郡所属人名民簿、名刺和官刺、帐簿等。由于出土地点集中,又为同一政区、同一时间内多种性质的文书,可据此进行一个政区内社会基本情况的复原研究。这种研究对于了解三世纪时的长沙郡和吴国历史乃至我国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难怪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说长沙简牍“宛如天赐”,他甚至很兴奋地表示:前一段出版的好几本研究三国历史的书籍,恐怕要推翻重写。
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认为,二十世纪中叶,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古文书资料方面最重要的四大考古发现为安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西北边塞屯戌简牍和明清大内档案,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出土,“完全有资格与前四次相提并论”。

  同时,这批简牍的书法艺术价值也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因为三国时代既是纸张发明后简牍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阶段,也是我国书法处在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重要时期,那是一个人文精神高扬、艺术发展走向自觉的时代。但传世的三国书迹,数量稍多的是曹魏,其次为东吴。隅于西南侧的蜀汉则未闻有碑刻或其它书迹流传。20世纪经考古发现的三国书迹仅有西北楼兰遗址的魏晋简牍,山东曹植墓中的砖刻墓铭,江苏、安徽出土的东吴买地券等,这些书迹的数量都非常少,惟有走马楼三国吴简数量巨大,形体丰富多样,仅书体便有楷、隶、章草、行、草书等多种。虽然简牍的书写皆出自中下层官曹、吏卒之手,但却代表了这一时期一般通行的书写风格和水平。它比起传世的三国碑刻及后世临摹的书体,更为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书法状态。

 【保护简牍复杂精细】

  文物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的存在。所以,当十余万枚三国吴简出土后脱离了庇佑它1700多年的潮湿古井后,抢救与保护便变得尤为重要。如何将已经被抢救出来的竹简好好的保护起来,成了摆在宋少华等考古护简人面前一道十分现实的难题。

  出土的简牍呈饱水状态,表面还覆盖着厚厚的泥。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进行剥取和清洗,其过程非常复杂,也十分精细。每剥取、清洗一枚吴简,要使用三十余种工具,须经过剥取、粗洗、中洗、精洗、脱色、脱水等多道工序,需时五十分钟,简牍清理人员还必须高度绷紧神经,小心翼翼,不能对吴简上的字迹有任何损伤。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一九九八年九月,部分已清洗的吴简曾出现黄斑,一种特殊的菌种“S菌”在吞噬着“国宝”,当时长沙尚无人知晓该如何抵制这种特殊菌种的肆虐。中国文物研究所专家闻讯赶赴长沙,经过反复试验,最终采取注入“霉敌”,并采取塑料袋盛药水的方法,使袋内竹简与外部空气隔离,以及在库房内安置红外线等方法,彻底战胜了“S菌”,保障了三国吴简的安全。

就是在这口编号为J22的古井内发掘出十多万枚三国吴简
 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胡继高先生当年在指导技术人员剥离简牍时的情景


  据考古专家介绍,因为吴简出土的时候是“湿简”,出土后脱离了原先潮湿的环境,如果要长久保存,因此考古人员采取 了“在脱水后保存”法对其进行清理保护,但当时这种方法并不完善,简牍脱水后有风化的危险,必须进行脱水处理。为此,国家文物局调集全国文物保护专家联合攻关,经过反复试验,制定出了周密的科技保护、整理、研究方案,其科技含量在世界上居于领先水平。目前,十四万枚竹简的清洗保护工作已全部完成。下一步即将开展简牍的脱水工作。对于这批简牍保存传世来说,已取得了基础性的重大成果。

 【吴简考古耗资上亿

  长沙走马楼吴国简牍的出土,曾引起了国家高层领导的重视。李岚清副总理为此作了专门批示:吴简要作为国宝级文物对待。据悉,国家、省、市三级财政用于吴简的发掘、保护、整理以及相关配套工程的建设,先后的投入将达到上亿元人民币。
  长沙三国吴简出土至今已有五年多多时间了。在此期间,考古科研人员对这批简牍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许多方面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在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有关部门计划将所有出土简牍上的文字内容及实物照片都整理成册,编辑出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下卷已于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一九九八年五月开始编撰的第二部《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一》,目前已进入后期校勘阶段,预计明年上半年全卷(分为三册,一册释文,二册图版)可望出版。以后计划每两年出一部,到二O一二年左右全部出齐。

  与此同时,于二OOO年六月九日正式动工兴建的长沙简牍保护研究中心(博物馆)已进入后期扫尾工程。这座投资六千多万元的全国首家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一楼为保护库房,主要用于对吴简的脱水、保护和保存;二楼为展示厅,展示已经整理出来并作出释文的简牍和近年来在长沙附近出土的其它文物;三楼为简牍研究中心。该博物馆将建设成为带状的“绿色博物馆群”,其外部将种植不同品种的竹子,使整个建筑掩映其间;内部庭院则通过竹与建筑材料的对比配合,烘托多样化的建筑氛围;在建筑主体的黑色磨光花岗岩表面,将嵌入若隐若现的墨竹,这样,文化之竹(墨竹)、自然之竹、文化载体竹简三者相得益彰,一展博物馆的深层次文化底蕴。

 「吴简」将成独立学科

   二OO一年八月,“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举行。来自国内、国际简牍学界的领衔人物,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学勤、北京大学裘锡圭、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英国剑桥大学的鲁惟一等一百八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许多专家在会上发表了自己对三国吴简的研究成果。
现在国内外有许多专家学者都在不遗余力地研究“三国吴简”,除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外,日本有“长沙吴简研究会”,日本京都大学有“三国吴简研讨班”,有这些专门研究机构与学术团校的涉足,预示着“三国吴简”将成为一门类似于“甲骨学”、“敦煌学”一样的新兴国际显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简牍专家谢桂华说:“‘三国吴简’肯定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简帛学学科”。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有部分高校设立了该学科的研究生点。

 参加长沙走马楼吴简发掘的长沙文物工作队工作人员
当年在考古现场的合影。后排左四为队长宋少华, 为
最先发现吴简的孟柯保

 千年之迷尚待破解

  为什么小小的简牍能吸引国内外这么多专家学者的目光?一是简牍之中所含括的历史内容极为丰富;另一个方面,因简牍出土而产生的大量迷团,还有待专家学者去破解。
给人们留下的最大悬念是,十四万枚简牍为何会如此集中地掩埋在一口距地表约九米深的枯井中?

  一种意见认为,从简牍埋放的形式看,可能与三国末年的战争有关。西晋初年,司马炎举兵伐吴,兵临吴国都城建业,吴主孙皓投降。此时的吴国上下,人心惶惶,地处偏远的长沙郡官员有意将这些竹简埋藏起来,以图东山再起。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按照古代档案的管理制度,对于早期的、过时的一般性档案,若干年后便要进行处理,居延及敦煌汉简中也曾发现过类似现象,不少残简被当作柴薪,残留在灰烬中,或沾满粪便,弃于厕中。因此,将简牍埋入井中极有可能是吴国长沙郡官员对早期文书的一种处理方式。

  而一个最具故事性也最为众多专家所认同的说法是认为这批埋藏的竹简与东吴政权发生在二百三十八年的诛杀吕壹事件有关。吕壹是东吴的中书校事。犹如众所周知的“克格勃”头子。孙权的政治是暴政,刑罚残酷,赋(租税)调(兵役劳役)繁重,在这种情况下,吕壹成了孙权的心腹。他凭借手中的权力,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众大臣相继向孙权参劾。结果终成刀下之鬼。长沙郡的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文献主司,面对最高主管吕壹被杀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地震,将这些文书档案集中掩埋于郡府废弃的井窖中,无疑是应付国内事变最为高明、稳妥的做法。他大概不会想到,一千七百多年后,这批简牍文献,竟奉献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历史文献“博物馆”。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有趣现象也随竹简一起出土。有专家就指出,纵观上世纪我国所发现的简牍,不难发现出土的简牍大多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以后魏晋时期的简牍数量则少之又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汉代蔡伦就发明了造纸术,既然有了纸,为何在两百多年以后,吴国还用数量如此之大的简牍这类繁琐的书写材料呢?文物专家胡继高推测,这可能是纸张当时还没能完全取代竹简,也可能是吴国用纸的积极性不高所致。

  在简牍背后,像这样的迷团还有许多,难怪有专家说:破解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的内容及疑点,至少需要一个世纪的时光。